我们可以套用罗素的语言，说：典型的中国哲人，就是毕生尝试把自己的深切信念贯注入全部行为的哲人。

第三，文化发展的需要。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原则。

虽然此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这种激进的非理性行为使儒学遭受重创。因此，当下儒学复兴的真正意蕴是指儒学在与时俱进中澄明自身的价值与意义，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入当下社会生活之中，在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中发挥重要的思想、文化与精神建构功能。一是以狭隘民族主义的心态全盘肯定儒学的原教旨主义倾向，二是以盲目崇拜西方的心态全盘否定儒学的自由主义倾向。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胡适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将儒家视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障碍，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主张摧毁一切传统。其二，儒学的在场应致力于治心复性，不应君临一切或包治天下。

我们所要做的工作是在当前语境下还儒学之本来面目，并使之与现代性对话、融通，在与时俱进中焕发出传统文化的蓬勃生机。今天，复兴的儒学要实现在场，既要有清醒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更要有理性的两创思维与行动。不过，叶先生对东西之间日出日落的比喻，却更着眼于日出－日落的轮回。

黑格尔的绝对哲学是对混沌问题最全面的遮蔽，但黑格尔的绝对哲学也在一定意义上较为彻底地彰显了混沌的可能性。无极与太极的关系，正是现代存在论意义上有与无、存在与非存在的关系。在本书的导论中，也是叶先生较早集中阐述中国哲学的机遇说的《欧洲哲学发展趋势与中国哲学的机遇》一文中，他曾用‘东方的‘朝霞和‘西方的‘落日的比喻来形容这一关系。三 那么，这种统一的哲学运动观，或者说统一的哲学观对于今天的中国哲学具有何种启示性意义呢？ 在中国的中国哲学界，自从中国哲学学科在上世纪20－30年代创立开始，就始终存在着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的争论。

被遮蔽的混沌以各种变形的形式在欧洲哲学史上不断地表现着自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与欧洲哲学可以在哲学问题当中得以会通，更可以在统一的哲学运动当中相互推动和彼此沟通。

从这段自述当中我们也可以意识到，叶先生所谓的中国哲学的机遇，其实是在一个重要的前提下成立的，这个前提就是叶先生所谓的哲学历史发展。中国哲学理应很好地‘利用这个历史机遇，吸取众长，补充自己，创造出哲学的新天地，为哲学做出应做的贡献，这也是完成哲学历史发展所赋予的使命。在空间的开显－显现中把握时间－混沌的潜流，把握住空间中存放的时间，不将其遗忘。混沌既然不可分解，因此也就不可认识，而只可思想、可感悟，恍兮惚兮，有如康德的物自体，可思而不可知。

黑格尔的日出－日落仅仅描绘了太阳在东西方之间一昼夜间的起落，而叶先生则更着眼于从日落到日出的又一循环。混沌就是合－混 而不是分－开的状态。这个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当然是一个现代的产物。如果再进一步引申叶先生的说法，东方的日出或朝霞，其实是从玄暗的黑夜当中，从内在化的世界当中，最初的外在化开显。

虽然叶先生的离世非常突然，但本书的主题作为叶先生的晚年定论其实也不为过，如果不是突然离世，叶先生的学与思当然会无尽的绵延下去，但作为一个中国的哲学家，最后以中国哲学的机遇作为对中国哲学的期待和呼唤，让我们感受到了某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或者说是一种使命的完结感。作为哲学的一种开显形式，它是自身圆满地成为世界哲学本身的。

于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就成为一个哲学的建构，一个利用固有的具有希腊哲学意味的因素而构造的系统哲学。围绕混沌的浑然一体的矛盾动力状态来把握时间性的潜流，从而去积极的存在，这就是对存在遗忘的拯救，也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所带来的欧洲哲学危机的克服。

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在一定意义上，这部书可以视作是叶秀山先生一生哲学探索的晚年定论。太极的翕辟开合，混沌的开展与收纳，成为哲学不同形态的历史性展开，并最终共同容摄于太极－混沌，构成为一个统一的哲学。这种意义上哲学传统恰恰构成了哲学的统一运动的必要的历史性展开，成为哲学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正是哲学的内在矛盾，也正是推动哲学自动的力量。根据这段自述，所谓中国哲学的机遇，在于欧洲哲学在历史发展中遇到了困境，而这种困境为中国哲学提供了机遇。

叶秀山先生的哲学观同样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在叶先生看来，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时间性和历史性似乎牢牢地跟黑格尔的‘暗中‘内在化思路‘吸在了一起。

合是混沌，分则为万物。太极内部蕴含着阴阳一对矛盾，矛盾推动了太极的运动，有如太阳创造了万物，在阳光下万物毕现，这是一个空间化的世界。

一方面，作为内在性的时间性外化－开显出了空间以及空间化的时间，开显出了存在者的世界，一个有如正午般明亮的世界，阳光普照，万物清晰呈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才会有古代希腊的理念和存在概念，才会有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才会有科学的理论和理论的科学。这也正说明了哲学运动的统一性，而这种统一性也正是哲学具有历史性的根据。

如果我们深入到混沌－太极的层次上把握哲学问题，那么无疑中国和欧洲都始终围绕这一问题在展开自己追本溯源的学与思。Dasein不是把时间归约为空间，将时间空间化，而是把空间归约为时间，将空间时间化。人必须将混沌开显为宇宙－秩序，一种可以认识的宇宙秩序。因此，内在化就是深化。

无论是欧洲哲学的困境，还是中国哲学的机遇，其实都是就哲学历史发展而言的，是哲学历史发展中的困境和走出困境的机遇。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说世界文明起于东方之日出，而终于西方之日落。

‘内在化的‘反思‘思考世界－事物之本质。不同哲学的形态正是哲学对混沌－太极的历史性开显方式，哲学的历史性所开显的混沌－时间性又是这种历史性的不同形态具有统一性的前提。

玄思为辩证之思，历史的思，也是自由的思，而不是形式必然的推论之思五行是生成万物的元素，五行的本质为阴阳所统摄，而阴阳则又统摄于太极。

被遮蔽的混沌以各种变形的形式在欧洲哲学史上不断地表现着自己。这一机遇，一方面是中国哲学具有了为欧洲哲学的困境提供解决之道的机遇，而更重要的是，这更是中国哲学完成哲学历史发展的机遇。正因此，叶先生认为，中国的哲学没有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同时也避免了由这个传统带来的弊病，而中国传统在哲学问题上的说法，在西方突破了形而上学传统之后，恰恰是最值得重视的。玄思为辩证之思，历史的思，也是自由的思，而不是形式必然的推论之思。

无极与太极的关系，正是现代存在论意义上有与无、存在与非存在的关系。于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就成为一个哲学的建构，一个利用固有的具有希腊哲学意味的因素而构造的系统哲学。

日落为西方人提供了这样一个机遇，而不会永久陷于‘外化的现象中。中国有没有哲学（philosophy）就被分解为中国有没有希腊意义上的philosophy，以及中国有没有自己的不同于希腊的哲学这样两个问题。

混沌问题在海德格尔的现代存在论里得到了更好地呈现，混沌作为矛盾，其实也正是时间性本身。叶先生指出，‘日落并不意味着世界之‘泯灭，而是‘另一种方式的‘存在：‘日落一切归于‘黑暗，此时人们把‘世界吸纳到‘内在中来，加以‘反思，‘日落将‘世界‘内在化。